宋神宗熙宁四年，苏轼到杭州担任通判，发现州衙的屋宇“例皆倾斜，日有覆压之惧”。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首府，其时“官屋皆珍材巨木，号称雄丽”，但入宋之后“百余年间，官司既无力修换，又不忍拆为小屋，风雨腐坏，日就颓毁”。地方官只好在这“颓毁”的州衙内办公、生活。
身为杭州父母官的苏轼，遭遇“日有覆压之惧”的尴尬。说起来，这缘于大宋王朝“官不修衙”的规则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，朝廷诏令地方“无得擅修廨舍”。而且，宋政府严明执法、决不容情。曾有官员“令郡人献材木，修廨宇亭榭，重为劳扰”，而被御史弹劾，受到降职处分。
体恤民财、爱惜民力，“官不修衙”造就了宋时经济的繁荣。然而如今的官场，或违规决策、违规审批，或未批先建、边批边建，或超标准超面积建设，违规建设楼堂馆所的问题仍不时发生，俨然成了久治不愈的“顽症”，不仅发达地区竞相修建，贫困地区亦不甘人后。
据媒体报道，湖北建始县贫困率高达40%以上，而各部门的豪华“官衙”每隔百米左右就是一幢；安徽叶集是个贫困乡镇，该镇政府“高端大气上档次”的办公楼却有9栋之多；河南明港镇政府所建的豪华办公楼，人均建筑面积甚至超过省部级标准……问题之严重由此可见。
政府过“紧日子”，老百姓才有“好日子”，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。争建豪华“官衙”，折射出某些人享乐思想的严重、特权意识的浓厚，更见证着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潜规则的丑陋。任由歪风泛滥，浪费民生资源姑且不说，单是背后隐藏的腐败问题，就足以对廉政造成致命伤害。
习近平总书记曾说：“为老百姓服务的场所、便民利民的场所搞得好一点，我看着心里舒服。如果是‘官衙’搞得堂皇富丽，我看着不舒服”。管控“官衙”修建，各级党政要下足苦功，既补足监管“短板”、盯紧公家“钱袋”，又提高违规成本、狠抓问责覆盖，让“官不修衙”成为一种常态。否则，难免有人“贼心不死”。（文/林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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